为了避免党导制成为党主制，领导党成为专制党，党的自身建设和对党权的法律规制都是必不可少的，而规范领导党的权力的第一步应当是对党导民主制进行立宪。

[76] 戈布尔：《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吕明、陈红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37页。[109]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译者附言第103页。

[27] 甘阳将the last man译为报废的人。党导国应该是法治的，党的领导应该是制度化的、规范化的领导，党导法规架起党规治党与法治国家之间的桥梁，形成党规治党、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所谓适度赋权就是公民保留部分权利并将部分权利赋予给国家。[11] 施特劳斯主编：《政治哲学史》（第三版），李洪润等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69页。除了此类监督机制以外，宪法的重要性在于其是法律，具有强制的约束力。

结语：现代社会主义宣言 社会主义本身就是现代的，是第二波现代性的政治制度。[8] 孙民：《政治哲学视阈中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30-240页。1.1 中共领导权合法性问题 中国共产党将其领导权合法性主要建立在经济发展的绩效和历史认同的基础上。

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治理模式是法治，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治理模式是法治与德治并存。如果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是通过一个被大多数人所认可的程序而产生，那么这个国家的统治则基于程序合法性。每个公民都好像是从主人家里逃出来的奴隶。现代化让人类得以解放，让以前的奴隶做上了主人。

意识形态背后总是受某种政治权力、利益支配的，事实上是权力在这里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因此制度设计不能仅仅放在抑制恶性，更重要的是弘扬德性。

因此，善治应该是法治德治并存，民主集中结合。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提出了革命时期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他根据谁统治和为了谁将政体分为六种：由一个人、一个小群体和多数人掌握权力，在每一种情况下，统治者又可以是为了统治者利益行事和为了整个共同体利益行事，分别为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平民政体和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共和政体。现代的德性政治是新兴的代表未来方向的先进阶级的德性政治，是年轻人的德性政治，而非老年人的德性政治。

法治是底线，德治是理想。无论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革命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过渡阶段还是在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础上建立的必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德性政治都应当由共产党领导。在共产主义社会，财产权和自由都是具有普遍性的。绩效作为一种事后的正当性确实是检验政治制度优劣的最终标准，然而绩效带来的合法性具有短期性和不确定性。

但是施特劳斯有意忽略了另一个以社会自由和共同自由为目标的自由主义思想，同时是超越了古典政治哲学、建立在现代性之上的德性政治思想谱系，即由卢梭到黑格尔再到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谱系。这种实体向前推移，丧失了它的统一，进行分解，而达于相对性的观点，于是就成为：第二，市民社会。

个人存在与否，对客观伦理来说是无所谓的，唯有客观伦理才是永恒的，并且是调整个人生活的力量。也就是说，我们既要保底的4万同时又尽可能希望得到9万。

孟德斯鸠亦强调优良政体须由美德支撑。在制度实效主义者看来，与意识形态合法性、程序合法性、绩效合法性相对应的，政治制度的正当性或者合法性在于三点：价值、具体的制度和实效。对比黑格尔把普遍性赋予国家，马克思将普遍性赋予给了无产阶级，当无产阶级变成了有产阶级，那么全人类就都是有产阶级了。没有价值观体系的状态就是一种心理病态。相较要求一个君主具有美德和要求少数贵族具有美德，显然要求全体人民都具有美德最难。中国共产党并非没有在意识形态合法性上进行努力。

卢梭在自由和平等的道德基础上以公意原则建构了道德共同体。洛克将自由问题归为财产问题，用现代民主制度来保护财产权。

正是认识到了社会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列宁提出了新经济政策、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巩固了工农联盟和苏维埃政权。弗洛伊德主义者与行为主义者在强调人与动物界的连续性的同时，完全无视或否认使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种类独一无二的特征。

中国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必须重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

如果一个国家统治的正当性来源于国家向民众提供了他们所满意的物品，那么这个国家的统治则基于绩效合法性。在相对主义者看来，人世间没有高贵与卑贱、聪明与愚蠢、优美与丑恶、深刻与肤浅、高雅与庸俗之分。如果社会群体是中间大两头小（共识的社会），那么党派竞争就像一个卖苹果的和一个卖梨子的竞争，喜欢苹果的会买苹果，喜欢梨子的会买梨子，由于苹果与梨子是替代品，党争民主制是以买苹果的人多还是买梨子的人多来决定卖苹果与卖梨子的胜负。我们还得有精神世界的健康与和谐。

价值观必须建立在精神健康人的假设基础上，因为只有健康人的选择、爱好和判断才能向我们表明什么是对人类有长远意义的。马克思的贡献在于将道德政治中抽象的权利问题具体化为穷人的财产权利问题。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的任务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是革资产阶级的命。[65]马克思反对剥削与压迫，主张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由此到达道德政治的最彻底、最高也是最后的阶段，也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第二波现代性解决了第一波现代性的形式化问题，建立形式性和实质性相结合的现代性，真正实现了自由、平等和博爱，而非第一波现代性中虚假的、形式上的自由、平等和博爱。[37]霍布斯、洛克和卢梭都主张社会契约论，洛克与霍布斯和卢梭最大的不同在于洛克的国家主权来自于人权的部分让渡，而霍布斯和卢梭的国家主权来自于人权的全部让渡。

我们若不着重本身人事，专求模仿别人制度，结果别人制度，势必追随他们的人事而变，我们也还得追随而变，那是何等的愚蠢。能够普遍化的意志一定是道德的，因为它要求的是在公民中一个人的意愿能够通过被所有人所意愿而转化为法律的必然性，为此它只能欲求全体普遍欲求的东西，而不能包含任何特殊的个别的目标，否则将立刻变质和瓦解自身。资本主义不仅仅是政治和经济上的，也是文化上的。这只是中国学界的主流，实际上在各个文明的开端，有关法治和德治的争论就开始了，至今为止也没有停止过。

在康德看来，理性有两种功能，即作为认识能力的理论理性和作为行动能力的实践理性。我们现在对政治与道德的认识已经远远超越了亚里士多德与孔子，而且现代社会的复杂程度也远远非两千年前所能比拟，因此现代社会的问题不可能仅仅通过学习古典著作得到回答。

第四，意识形态领导权从根本上说是权力问题。意识形态合法性是事前合法性和事前民主，为国家统治提供道德性的依据。

第二章 实效主义合法性 权力是基于能够褒奖或惩罚人而影响他人行为的能力，权威是基于他人承认有服从的义务而影响他人的权利，正当性或合法性将权力转化为权威。现代中国法学界普遍倡导法治，伦理学界倡导德治，现实中更多的人倡导综合二者。